都岚岚 |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爱情？论珍妮特·温特森《弗兰啃斯坦》中的跨界之恋

 作 者    

都岚岚，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英语推想小说、女性文学、比较文学。

 来 源    

原文刊登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摘要、文献来源等在此省略

完整版请见知网

如果超级人工智能时代来临，超人类、克隆人、人造人、智能机器人等后人类共存于人类社会，我们将如何与之相处？人类将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在未来将会走向何处？新世纪以来一些当代英语小说家纷纷开始关注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问题，无论是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和《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像我这样的机器》（Machines Like Me），还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疯癫亚当三部曲》（The Maddaddam Trilogy），都以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转向推想小说创作，表达他们对未来世界人类社会睿智的思考。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新写作教授、著名当代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也加入了这一阵营。继2007年出版《石神》（The Stone Gods）后，她于2019年出版了《弗兰啃斯坦：一个爱情故事》（Frankisstein: A Love Story，以下简称《弗兰啃斯坦》）。该小说通过融合后人类主义、人工智能和酷儿之恋等主题，继续思考科技发展带来的时代之问。

《弗兰啃斯坦》有两条叙述主线：第一条故事主线由1816年的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讲述，叙述了她深陷女性身体的牢笼，渴望逃离生育和丧子之痛的故事；第二条故事主线则发生在当代，讲述了一位变性医生利·雪莱（Ry Shelley）和人工智能专家维克多·斯泰因（Victor Stein）的爱情故事。两条故事主线互为支撑，共同传达了温特森对爱情、创造、生命和死亡等问题的思考。2019年《弗兰啃斯坦》列入布克奖长名单，《BBC新闻》等评论认为，该小说“为21世纪重新启动了《弗兰肯斯坦》，” 小说中“硬科学与梦一般的浪漫主义共存于张力与和谐之中。”目前国外对温特森推想小说的评论主要集中于《石神》，国内仅有林少晶从后人类技术对身体改造的角度阐释了《弗兰啃斯坦》，认为“技术与身体在本体论上不是分离和隔绝的，而是相互融合的。”鉴于推想小说是认知未来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通过讨论小说中的性别政治和离身性这两个核心问题，阐释温特森对后人类社会中酷儿之恋和人机之恋的设想，认为该小说体现了性别伦理、人机伦理和生命伦理三个层面的伦理隐忧，表达了新语境下对爱情以及对身体、意识、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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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初到当代：

性别政治中的爱情故事

正如《弗兰啃斯坦》的书名和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温特森的小说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有极强的互文性，因此有必要论述两者的关联性和温特森的用意。由于《弗兰啃斯坦》其中的一个叙述者是玛丽·雪莱，读者首先需要了解作为历史人物的玛丽·雪莱。玛丽出身名门世家，父亲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是英国政治哲学家，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是杰出的女权主义活动家，著有《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814年夏，浪漫主义诗人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造访戈德温，与玛丽一见钟情，后来两人不顾众人反对私奔，曾先后旅居于法国、瑞士。1816年雪莱的妻子哈丽特（Harriet）自杀，同年底玛丽与雪莱正式结婚。尽管玛丽周边的男性大多思想开放，崇尚自由，但在19世纪初的历史语境中，包括玛丽在内的女性处于社会的边缘，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玛丽的父亲政治上激进，他一方面是婚姻制度的强烈反对者，另一方面却因女儿私奔而几乎断绝了父女关系。玛丽的丈夫雪莱风流倜傥，深受女性仰慕，但他视之为理所当然。他主张性自由，认为无论是对女性还是男性，婚姻都是不公平的。他视浪漫的爱情为生命的驱动力，但他爱情的对象却经常变换。在与玛丽游历欧洲期间，他与朋友托马斯·杰弗逊·霍格（Thomas Jefferson Hogg）以及玛丽异父异母的妹妹克莱尔·克莱蒙特（Claire Clairmont）关系暧昧。像弗兰肯斯坦一样，雪莱热衷于化学实验，对知识的过度渴求让他忽略家庭和周围人的存在。无论是玛丽的父亲还是丈夫，他们都未重视作为个体的玛丽·雪莱的才华。1818年《弗兰肯斯坦》出版时，大多数人甚至认为玛丽是在雪莱的帮助下才完成该作品的。“雪莱夫人”之名掩盖了才华横溢的玛丽。

基于上述关于玛丽·雪莱的传记事实，温特森选取1816年夏天玛丽随浪漫主义诗人珀西·雪莱、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克莱尔·克莱蒙特以及拜伦的私人医生约翰·威廉·波利多里（John William Polidori）到瑞士日内瓦的郊外度假，期间在拜伦别墅创作《弗兰肯斯坦》的经历为焦点，向读者展示了故事叙述者之一玛丽·雪莱的内心世界。

在玛丽的叙述中，温特森尤其侧重刻画玛丽在性别政治中的边缘地位和她婚姻生活中的痛楚。当拜伦和雪莱讨论生命起源的本质等话题时，故事世界中的玛丽大部分时间是虔诚、安静的倾听者，尽管她思想敏锐，非常想参与男士们的高谈阔论。当拜伦认为男性天生优于女性，“男孩的意识早于女孩，因为男性原则比女性原则更加主动”以及“生命的起源始于男性”时，玛丽在小说结尾回忆起拜伦的这个观点时指出，“没有男性认为，正是以下这些状况限制了女性的积极主动：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她在法律上是男性亲属的财产，不管这位男性是她的父亲、丈夫，还是兄弟；她没有选举权；婚后没有自己的钱；除了女家庭教师和护士，她被排除在一切职业之外；由于其他职业拒绝了她，她只能成为妻子、母亲和女仆；她甚至只能穿让走路或骑行都非常困难的服装。”浪漫主义男性诗人对生命、自由和解放的高谈阔论与19世纪女性的卑微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更为重要的是，温特森赋予玛丽叙述声音，让读者了解到她婚姻生活中的不对等和她希望远离死亡的梦想。玛丽对自恋、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无视家庭责任的丈夫懊恼不已，她尤其对雪莱因躲避债务而让他们襁褓之中的婴儿颠沛流离，生病夭折而痛苦不堪。小说中，玛丽叙述道，“我拥有爱情，但在这充满死亡的世界中，我找不到爱的意义。”丧子之痛如此痛心彻骨，以至于玛丽悲痛欲绝地喊道：“带我远离远离远离死亡。”这里温特森连续使用三个“远离”来强调玛丽希望逃脱面临死亡厄运的渴望。由于男性的“不忠、冷漠与不敏感，”玛丽对性别不平等的生活感到痛苦不堪，她这样问道：“此生就是一个无序的梦吗？……那么，为什么此生如同噩梦？让人焦虑不安、大汗淋漓？还是此生我们既没有死去，也没有活着？……我一生都在害怕这样的状态。”玛丽陷入女性身体的牢笼，在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中痛苦挣扎，她希望能 “打破我的锁链，离开这地牢，”像身边的男性那样自由创作和生活。她将对浪漫主义诗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批判隐喻性地写进《弗兰肯斯坦》中，伊瑟尔·肖（Esther Schor）因此在《玛丽·雪莱剑桥指南》介绍部分称《弗兰肯斯坦》是“该世纪对浪漫主义崇尚的自我主义的最严厉的抨击。”然而，《弗兰肯斯坦》中的女性人物仍处在男性世界的话语场中，对此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认为，《弗兰肯斯坦》“书中所有有趣、复杂的人物都是男性，他们情感上的依恋也主要与其他男性相关联，而女性则被描述为美丽、温柔、无私，是从未体验内心冲突或真正欲望的无聊的养育者和牺牲品。”温特森作为一位具有女权意识的批判性读者，显然对这样的女性人物塑造不甚满意，因此她在自己的新作中让玛丽兼具小说人物与叙述者的身份，通过突显玛丽的内心冲突与渴望，揭示了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压制。

另一方面，在以变性医生利·雪莱为叙述者的第二条故事主线中，玛丽和雪莱的爱情在当代演变为酷儿之恋。变性医生利是玛丽·雪莱在当代的变体。如果说叙述者之一玛丽深陷女性身体的牢笼，在生育中痛苦挣扎，因而渴望逃离女性身体，那么利则尝试通过变性来突破身体的局限。利认为，如果觉得自己被禁锢在“错误的身体”里，那就去修正它。她/他崇尚跨性别双重性身体，认同非二元对立的性别身份。她/他告诉读者：“我就是我，但是为我的东西不是单一的，我不属于某一性别，我用双重性别生活。”根据欲望重新改造自己的身体，这是当代医疗技术赋予人类身体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契合了酷儿理论主张非稳定的、流动的性别理念。利的性属身份再分配尤其吸引了人工智能专家维克多·斯泰因，后者因此成为利的恋人。斯泰因认为，利这种性别身份的杂糅性和双重性显示，她/他在自己的进化中做了能够进行自我选择的决定，这与自己信奉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人生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超人类主义也通过医学技术干预人的进化，实施人类增强。吊诡的是，斯泰因一方面认为身体无用，另一方面却痴迷于利的身体，认为其身体初步体现了自己超人类主义的理念，因而在斯泰因看来，利是“未来的先锋”。问题是：斯泰因在与利的关系中，并没有将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仅仅将其看作是验证其理论的“拜物性”身体，他们的爱情因而依旧未能摆脱自我为中心式的性别关系。

在《弗兰啃斯坦》中，玛丽·雪莱不仅作为叙述者成为主要人物之一，小说也刻画了与她的朋友们相对应的人物，生活在脱欧后英国的当代人物成为玛丽·雪莱生活圈的复影（double）。众所周知，雪莱的朋友拜伦玩世不恭，愤世嫉俗，是一个典型的自恋的厌女主义者。在当代，拜伦变身为罗恩·罗德（Ron Lord），是一位来自威尔士，从事性爱机器人生意的大资本家。他大力推销性爱机器人，鼓吹技术和资本驱动下的人机之恋。小说在这里引入另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即机器人能否模仿人类的亲密关系？人机之恋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总是积极的吗？会产生什么样的伦理后果？温特森借罗德这一人物表达了怀疑态度，因为小说中的性爱机器人是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理念发展而来的。

如同拜伦，罗恩·罗德也是一位将女性身体客体化的厌女主义者，只不过他将这些观念移植到了性爱机器人身上。罗德对生产什么样的性爱机器人完全基于他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念：“豪华版能说很多词汇，大概能说200词左右。豪华版会倾听你想谈论的一切，比如足球、政治什么的。当然，她会等你说完，没有打断，即使你废话连篇，然后她会讲点你感兴趣的。”罗德认为，“永远说是，从不说不”的性爱机器人是孤独男性的绝佳伴侣，可以满足包括牧师在内的男人的性需求。然而，小说非常清楚地指出，罗德的性爱机器人提供的是“幻想生活，而不是真实生活。”永远说“是”的性爱机器人延续的是对女性物化和客体化的意识形态，而爱情的内涵复杂，包括“吸引、欲望、爱抚、共鸣、亲密、信任、友谊”等诸多情感，它不仅体现了自我与他者的关联性，而且一个人只有对自我感到无能为力，作为爱人的他者才可能现身，才有可能陷入爱情。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同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观点，认为爱情是“双人舞”，它“打破了一人视角，让世界从他者、从别处的视角中重生。”中国学者吴冠军也认为，“爱情把我们从‘一’带到‘二’。” 遗憾的是，韩炳哲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纯粹意义上的爱情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因为资本主义消灭了绝对他性，使一切臣服于消费社会。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爱情无非是自我的“需求、满足和享用，跟他者的存在与否并无关联。”《弗兰啃斯坦》中的小说世界正是如此：在越来越自恋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爱情被简化成了性欲望。爱情的对象本应是一个整体，但在罗德眼里，具有女性身形的机器人突显的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器官。爱情被如此粗鄙化之后流于同质化的世俗观念之中，性爱机器人成为“不具备‘异质性’的他者，不能为人所爱，只能供人消费。”

机器人专家大卫·列维（David Levy）曾言，“机器人因为其众多才能、辨识力和能力而成为具有吸引力的伴侣。他们会有能力爱上人类，使自己在浪漫的关系中更具吸引力，让人类愿意发展性爱关系。机器人会改变人类关于爱与性的观念。”列维声称五十年后人类与机器人的性爱关系将成为广泛现实。机器人伦理学家凯士林·理查森（Kathleen Richardson）则在“反对性爱机器人的运动”中认为，列维将性爱机器人看作是“物”，仿佛他们是没有主体地位的奴隶或妓女，这种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内将机器人视为低人一等的“物”的思维模式是错误的，因为这会腐蚀掉人类的同理心，形成对非人的暴力，也会波及和影响对待人的方式。计算机科学家凯特·德福林（Kate Devlin）也认为，应该避免将刻板的性别形象移植到未来的科技发展中。可以看到，虽然人机之恋已成为可预见的未来，但如果人工智能机器人掌握在像罗恩·罗德这样的资本家手中，未来将仍是充斥着客体化意识形态的世界。

小说世界中还有一些其他生活在当代的次要人物与玛丽的朋友们形成极强的互文关系。例如，在玛丽生活的时代，克莱尔·克莱蒙特是拜伦在伦敦的情人，她头脑简单，不甚聪慧，毫无自主意识的恋爱脑让她盲目崇拜拜伦，最终沦为拜伦的泄欲工具。克莱尔·克莱蒙特在当代被一分为二，既变身为一个同名的性爱机器人，又化身为一个也叫克莱尔，拥有MBA教育背景，信奉基督教的女人。无论当代的克莱尔是性爱机器人，还是接受了现代教育却仍然是思想保守的女性，她们都未能逃脱女性被客体化的思维定式。波利多里在当代则化身为一位叫伯琳·D（Polly D）的《名利场》记者，她热衷于发表关于维克多·斯泰因的报道，像波利多里爱慕玛丽·雪莱一样仰慕斯泰因。这些当代人物共同揭示人工智能时代身心关系的变化带来的伦理问题。可以看到，人物的命名暗示《弗兰肯斯坦》的情节和主题延伸到了当代。温特森的《弗兰啃斯坦》的两条故事主线说明，历史、现在与未来是关联的，男尊女卑的性别政治带来跨越时代的相关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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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身性：

延续的永生梦想？

在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时代，人是否能脱离物质，超越死亡，实现永生？这是《弗兰啃斯坦》思考的另一个核心命题。如前所述，玛丽·雪莱不仅像绝大多数19世纪初的女性那样处于从属地位，而且她在一系列死亡的阴影中度过了一生，内心备受煎熬。玛丽的母亲在她出生后第十天就因产褥热告别人世，这让成年后的玛丽对母亲因生育自己而死而内疚不已。父亲的再婚、后母带来的非血缘关系的兄妹，以及父爱分配的失衡让玛丽倍感孤独。玛丽与雪莱一见钟情后的私奔间接造成了雪莱妻子的自杀。她五度怀孕，与雪莱先后生育了四个孩子，其中三个孩子不幸夭折。当玛丽几度陷入丧子之痛时，珀西·雪莱却认为她过久悲恸，应该从中走出来。玛丽对雪莱未尽为父之责而感到生气。在创作《弗兰肯斯坦》期间，玛丽得知她同母异父的姐姐芬妮·伊姆莱（Fanny Imlay）自杀。拜伦的私人医生、玛丽的仰慕者约翰·波利多里创作的《吸血鬼》挂名作者是拜伦，他的才华不被认可，穷困潦倒，于1821年自杀。1822年玛丽的丈夫雪莱在斯贝奇亚海遭遇风暴溺水而死。玛丽年仅24岁成为寡妇，在遭遇一系列死亡后，她绝望痛苦，感到就像世界末日已经来临，而她是唯一的幸存者，这也是她为什么继《弗兰肯斯坦》之后于1826年创造末世小说《最后的人》（The Last Man）。温特森的小说《弗兰啃斯坦》真实再现了玛丽的痛楚，尤其是她身为女性，深陷身体的牢笼，一再为生育子女所烦扰的困境。接下来的问题是，能否摆脱这一困境呢？小说中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离身性的可能性似乎是一种途径。

具身性和离身性这两个哲学概念涉及身体与意识的关系。具身性强调身体在认知活动中的基础性，梅洛-庞蒂曾用“具身的主体性”概念来强调人的主体性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互动而实现的，而离身性则强调意识可以摆脱身体束缚，依附在任何可以不断变化的替身上。在《弗兰啃斯坦》的第一条叙事线中，玛丽相信灵魂的存在，但她更相信身体的价值。她认为母亲的灵魂与她同在：“我常常对躺在下面棺材中的她心存猜想。我从没有认为她已经腐烂了，而是觉得她像在素描中那样依然活着，更像在她的作品中一样依然活着。即使如此，我还是想靠近她的身体。她可怜的身体现在对她没用了。但我感觉到了，我肯定雪莱也感觉到了，我们三人都在那儿，在坟墓旁。其中有安慰，不是上帝或天堂的安慰，而是她活在我们当中的那种安慰。”在玛丽看来，肉体可以腐朽，但灵魂是身体的延展，玛丽因母亲的灵魂与其同在而感到安慰。对于爱情，玛丽则相信爱情需以物质性身体为基础。在玛丽的叙述中，她与丈夫在谈及鬼魂时，雪莱认为心灵是身体的主人。玛丽接着问雪莱，若能成功激活已死去的身体，心灵是否会回归身体。雪莱认为，心灵不会回归到已经毁坏的身体中。玛丽接下来这样回应道：

“亲爱的，要是你没有身体，我怎么爱你呢？”

“如果我的身体衰败了，我会把我的精神投射到岩石、小溪或云朵，我的精神是不朽的。”

“我没办法把你分解。”我说。

脱离物质的生命是否还算是生命？生与死的界限在哪里？如果我们无需物质性身体，那么爱在哪里呢？温特森通过雪莱夫妇的对话，表达了对离身性的怀疑。

如果玛丽仍然相信身体的价值，利·雪莱相信离身性是可能发生的，尽管她/他并不喜欢人的心灵、精神或意识脱离身体的可能，因为利相信“我们是我们的身体”，而科学家维克多·斯泰因则梦想完全摆脱身体的局限，强调意识中心论。如果说玛丽·雪莱将其痛苦和烦恼折射在其名作《弗兰肯斯坦》中，通过弗兰肯斯坦创造人造生命，让女性免去生育之苦，对于当代的斯泰因而言，改造身体，否定身体，甚至摈弃身体则是实现永生梦想的有效途径。小说开篇写道，“世界走向新的开始。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塑造者。尽管我不是机器的发明者，但我是梦想的创造者。”科学家维克托·弗兰肯斯坦梦想代替上帝，创造了人造生命，但是由电击和尸体转化而来的怪物最终被其创造者抛弃，因为科学家拒绝怪物成为道德意义上的人，拒绝为自己的创造担负责任，因此激起怪物的愤怒和报复之心，引发一系列悲剧，其科学实验因而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未竟的事业在当代生物工程、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再次显示出可能性。

维克多·斯泰因教授是弗兰肯斯坦式的疯狂科学家的变体，他引领关于生物工程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低温冷冻设施正储藏着在医学上和法律上已经死亡的尸体，等待将来重返生命。维克多让变性医生利帮他运送冷冻的大脑到他曼彻斯特地下隧道中的秘密实验室，他正致力于激活意识，将其上传至任何载体中。他正在进行的一项实验是重新复活冷冻的英国著名数学家欧文·约翰·古德（I. J. Good）的大脑。对斯泰因而言，人类征服死亡是必然的。如果说弗兰肯斯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激活尸体创造新的生命，斯泰因研究的则是大脑如何存活于身体之外，以及在重新激活的头脑中灵魂是否可以重生。他对人类的未来有三种设想：一是人可以返老还童；二是人可以使用非有机部件提升身体；三是人的意识可以从碳基身体中分离。可以看到，从玛丽·雪莱、利·雪莱，到斯泰因，对生命本质和生命观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斯泰因所在的当代，生命可以人造，可以复制，可以摆脱物质，这在温特森看来是可怕的，因为存在生命伦理层面的隐忧。在斯泰因的演讲中，AI将使世界成为“无标签世界”，抹除性别、种族和贫富差异，这似乎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梦想，但是，他想象的人类未来是“智者生存”，也就是说，当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慧成为更高级的智者，人类将会像没落的贵族那样，被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所取代。所有在智识上不如机器的人将再无生存空间。用斯泰因的话讲，离身性将终结“人的愚蠢”。毫无疑问，按照斯泰因的设想，人类终将走向灭亡之路。

人的意识不再依附于身体，这在人工智能时代已成为可预见的现实。当人与机器、有机体与无机物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对“人”的定义和理解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小说在若干处都提到莎士比亚的第53首十四行诗：“你的本质是什么，你由什么构成，以致数以百万计的怪影要投在你身上？”按照斯泰因的观念，否定和摈弃身体后，人最终只能作为信息而存在，成为数据，或“智能大脑”，但问题是，即便不依赖于身体，信息始终要依赖于某个载体，依赖于某种物质性存在，因此完全脱离物质的离身性是不可能的。N·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在其《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著作中已清楚地论证了这一点。另一个可以反驳斯泰因的离身性超人类主义的例子是，正如学者安德鲁·伯克特（Andrew Burkett）所论证的那样，“物质是一种中介”，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身体也是一种中介，其拼合的身体承载着科学家创造人造生命的过程中所需的所有科学知识和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怪物“拼图般的身体也是内嵌于生物基因实践怪物性的外在表现。”信息必须通过物质的中介才能存在。

生命与死亡是一对相互关联的对立概念，如果人不再死亡，如何理解生命？如果机器可以思考，如何区分人与机器？虽然《弗兰啃斯坦》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但是温特森却借玛丽的叙述指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七情六欲，对他人的遭遇有共情的能力。就人造生命而言，至少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是具有人性的，因为他受尽各种磨难，而玛丽认为，“受难是人心的标志，因为机器不受难。”人类因受难而得到灵魂的净化。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重新设计、改造和增强身体，甚至会摈弃身体，在此语境下，人的身份问题、性别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都将受到挑战，温特森思考生命、死亡、身体、意识和精神性的关联，探索了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对人类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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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将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裨益，但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当科技发展不断改造并重新设计我们的身体，甚至有朝一日摈弃我们的身体时，我们对何为人，何为爱的理解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玛丽·雪莱与丈夫的两性之恋，到利·雪莱与维克多·斯泰因的酷儿之恋，再到罗恩·罗德所鼓吹的人机之恋，爱情的行为主体在发生变化，但未变的仍是以男权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可以看到，如果不考虑性别，就不能充分地认识技术。温特森从性别视角审视科学与技术发展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对仍然充斥性别主义意识的未来世界持批判态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警示性。《弗兰啃斯坦》用新时代的新问题重启《弗兰肯斯坦》这部小说诸如创造者的责任、生命与死亡、具身性与离身性等主题，为我们思索科技发展的伦理责任问题提供了反思的空间。

世界文学经典因广泛的跨文化流通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财富。自玛丽·雪莱1818年出版《弗兰肯斯坦》以来，以印刷媒介出版的《弗兰肯斯坦》一直被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读者广为阅读，也成为后续作家创作“现代政治科幻小说的入门级”著作，成为仿写和改写的对象，同时出现了跨媒介改编，体现其强大的后续生命力。后续生命涉及生产性、可传播性、再创造和文化遗产等问题，并不完全依赖于对原作的忠诚。温特森的《弗兰啃斯坦》可以说是用旧瓶装新酒，它与玛丽·雪莱的原作形成动态的对话过程，像多棱镜一样，映射了《弗兰肯斯坦》的不同侧面。

编辑 | 宴安

科幻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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